提到“徇私舞弊”，很多普通民众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和腐败有关？”、“被调查了该怎么办？”、“家属能做什么？”。在北京，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有着严格的程序和极高的专业门槛，尤其是涉及徇私舞弊类罪名时，往往与滥用职权、受贿等行为交织在一起，案件定性复杂，量刑跨度大。本文将从法律定性的角度，结合实务中的常见误区，帮助读者理解这类案件的处理逻辑，以及专业律师在其中的作用。
一、什么是“徇私舞弊”？法律上如何界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并没有一个单独的罪名叫做“徇私舞弊罪”，而是一类罪名的统称。根据《刑法》第397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而“徇私舞弊”是滥用职权罪中的一个法定加重情节，即“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刑法还规定了多个独立的“徇私舞弊”型罪名，例如：
-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刑法》第402条）：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情节严重的。
-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刑法》第404条）：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的。
- 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刑法》第405条）。
- 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刑法》第405条第2款）。
从上述法条可以看出，“徇私舞弊”的核心在于“徇私”——即出于私情、私利，而故意违背职责和法律规定行事。这与一般的滥用职权（可能出于过失或无知）有本质区别。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徇私”通常需要证据证明行为人存在为亲友谋利、收受好处、报复泄愤等主观动机。
实务中的常见误区：不是所有“做错事”都构成徇私舞弊
许多家属在被调查后非常紧张，认为只要单位出了事，领导就必然构成犯罪。事实上，徇私舞弊类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故犯”的故意，且客观上造成了法定意义上的“重大损失”或“情节严重”后果。如果仅仅是因为工作失误、政策理解偏差、能力不足导致的决策错误，一般不构成此类犯罪。这正是专业律师在介入初期需要重点审查和辨析的关键点。
二、北京地区处理此类案件的阶段与策略
在北京，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流程相对固定，但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法律风险点和辩护窗口。了解这些阶段，有助于家属和当事人保持冷静，配合专业律师开展工作。
第一阶段：纪委监委留置调查（核心阶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由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在北京，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为“留置”期间。留置期一般不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可延长一次，延长不超过三个月。
在这个阶段，律师不能会见在押的被调查人，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但这不代表律师无事可做。专业律师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帮助：
- 接受家属咨询，分析案件走向，稳定家属情绪；
- 根据家属提供的线索，初步判断涉嫌罪名及可能的法律后果；
- 代为提交书面法律意见或申诉材料（部分案件适用）；
- 为家属解读监察机关的调查程序，避免因不当行为（如串供、毁灭证据）加重案件性质。
重要提示：家属在此阶段切勿病急乱投医，轻信“关系”能捞人，这极有可能触犯诈骗罪或行贿罪，导致人财两空。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委托正规刑事律师，从法律层面为后续辩护打下基础。
第二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
监察委调查终结后，会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此时，律师的辩护空间显著打开。根据《刑事诉讼法》，律师可以：
- 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材料；
- 会见被逮捕的嫌疑人，了解其辩解；
- 向检察院提出不起诉或变更强制措施的法律意见；
- 针对证据不足或事实不清的部分，与检察官沟通，争取“存疑不起诉”。
在北京的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对于监察委移送的案件，审查非常审慎。律师在此阶段的重点工作是寻找证据链上的薄弱环节，例如：认定“徇私”主观故意的证据是否充分？损失数额的计算是否准确？是否具有自首、立功、退赃等从轻情节？
第三阶段：法院审判
若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律师将围绕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量刑轻重展开法庭辩护。对于徇私舞弊类案件，常见的辩护角度包括：
- 罪名之辩：是否构成更严重的受贿罪，还是仅构成徇私舞弊类犯罪？两者数罪并罚还是择一重罪？
- 情节之辩：是否达到“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标准？损失金额是否经过合法评估？
- 程序之辩：调查取证过程是否合法？是否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地区的法院对于职务犯罪的量刑，近年来呈现出“宽严相济”的态势。对于主动投案、真诚悔罪、积极退赃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的案例并不少见。
三、为什么专业律师的早期介入至关重要？
很多家属误以为，等案件到了法院再请律师也不迟。但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这种观念往往会导致不可逆的后果。原因如下：
第一，口供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在留置期间，被调查人的供述是案件的核心证据之一。如果当事人在惊慌失措下作出了与事实不符或对自己极为不利的陈述，后续翻供的难度极大，且可能被视为“态度恶劣”。律师虽然不能会见，但可以通过家属传递正确的法律认知，告知当事人如实供述与乱认罪的区别，避免被诱导或误导。
第二，涉案金额的计算直接决定刑期。徇私舞弊类犯罪往往涉及具体的“损失数额”或“不征税额”。这些数字的计算方式有严格的财务和法律标准。例如，在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中，是计算本金还是包含滞纳金？是否应扣除已追回的部分？这些专业问题，非专业人士很难把握。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介入，有机会通过查阅账目、申请重新鉴定等方式，将数额“打”下来，从而直接影响法定刑档次。
第三，强制措施的决定。在检察院阶段，律师可以通过提交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结合嫌疑人身体情况、社会危害性、认罪态度等，争取取保候审。虽然职务犯罪取保难度较大，但在北京并非不可能，特别是对于犯罪情节较轻、已全额退赃的嫌疑人。
四、关于“徇私”认定的辩护实务
在法庭上，辩点往往集中在“徇私”二字上。如果无法证明行为人具有“徇私”的动机，那么案件可能降格为普通的滥用职权罪，甚至不构成犯罪。以下是一些实务中常见的辩护思路：
1. 区分“徇私”与“单位决策”
如果某项决定经过了集体研究、会议纪要，或者是由上级领导明确授意，且行为人没有从中谋取个人私利，那么认定其个人“徇私”就存在重大疑问。律师可以申请调取会议记录、请示报告等书证，证明行为的“组织性”而非“个人徇私性”。
2. 区分“故意”与“过失”
很多税务或城管执法人员，由于业务不精、对政策理解偏差，导致了不应征的税款未征，这属于行政过失，应由纪检监察部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而不应直接动用刑罚。律师需要从行为人的学历背景、培训记录、当时的具体工作流程等细节，论证其主观上并无“明知违法而故意为之”的意图。
3. 关于“情节严重”的量化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徇私舞弊类犯罪都有明确的数额或情节立案标准。例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造成税款损失1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律师需要仔细核对审计报告，查看是否存在重复计算、错误评估、将政策性亏损计入等问题。
写在最后
北京处理徇私舞弊职务犯罪，是一项对专业性、经验性和策略性要求极高的工作。对于当事人及家属而言，面对纪委监委调查，最忌讳的是慌乱和侥幸。理解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认清各个诉讼阶段的特点，尽早委托专业刑事辩护律师介入，是维护合法权益、争取公正处理的最重要一步。律师的职责不是包庇犯罪，而是确保每一个当事人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公正的对待，罚当其罪，罚当其责。在法治日益健全的今天，专业、理性、规范的法律服务，是当事人最可靠的依靠。
